除了特殊情况下食粥外，粥还成为当时家庭的主食之一。在饮食中，粥的种类很多，主要有白粥、粟粥、麦粥、豆粥等。在南方，大米煮成的白粥，上自世家大族，下到一般庶民，都经常食用。
在北方，主要食用小米煮成的粟粥。麦粥是用没有碾磨的小麦制成，多为贫困家庭的食品。豆粥多用绿豆、红小豆制成，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多有吃豆粥的习惯。
在主食中，饼的制作开始出现。做饼的原料有将小麦磨成的面粉，还有用米粉的。无论在南方，还是在北方，也不论是在宫廷的宴会上，还是在普通平民的家庭用餐中，饼成为重要的食物。
当时饼的名称很多，有胡饼、汤饼、水引饼、蒸饼、面起饼、乳饼、髓饼、白环饼、细环饼、截饼等。
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酵的方法，一些饼是用发面蒸制而成的，诸如蒸饼、面起饼、白饼、烧饼等。
在蒸制饼时，人们已经会使饼的上部开花，出现十字形。因为当时发酵技术还不是很发达，因此蒸制开花饼很不容易，所以被视为珍奇的食品。
馒头的制作也出现了。但当时馒头被称为馒头饼，与现在的馒头并不相同，是一种肉馅大包子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食结构是以粮食和蔬菜为主。在当时人们常吃的菜有茄子、葵菜、韭菜、芹菜、芦（夢卜）、芋头、菜瓜、胡瓜（大黄瓜）、冬瓜、蘑菇、芥菜、芸薹、胡荽、兰香、竹笋、藕等。
烹饪也已经有很高的水平。在南朝宫廷，一种菜可以做出数十味佳肴，烹饪工艺精美。《齐民要术》中记载了瓠、茄子、紫菜、菌等各种菜的做法。
这一时期，食用的肉类也很多，主要有猪、牛、羊、犬、马、驴等家畜及鸡、鸭、鹅等家禽的肉。因为南北方的出产不同，肉食的品种和食用的数量也存在差别。北方羊的出产较多，成为少数民族最喜欢的肉食。
南方除了鱼虾等水产品之外，也出产很多鸭、鹅，鸭、鹅被烹制成多种多样的美味佳肴。南方、北方的肉食品固然存在区别，但随着南北人员的来往，对肉食的烹饪技术也相互交流。
刘宋时，毛修之流落到北方，他擅长烹饪，所做羊羹味道极佳，进献给北魏太武帝，深受赞赏。不过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肉食并不普遍。食肉受到限制，甚至在困难的时候，上层统治者的肉食供应也不充足。
南朝为了保证农业生产，禁止宰杀耕牛，更使肉食品减少。
当时对肉食品的烹饪方法很多。《齐民要术》记载，加工烹饪的方法就有炙、炮、煎、炸、烩、煮、烧、炖等。肉还可以加工成腊脯、糟肉、肉酱，或者用盐腌制，得以长期保存。
在加工肉食品时，炙是当时经常采用的方法。所谓炙，就是用明火直接烧烤肉食品。炙法多种多样，可分为棒炙、捣炙、腩炙、牛炙、薄炙、衔炙、跳丸炙、饼炙、豹炙、炮炙等。
棒炙是将大牛的脊肉和小牛的脚肉用火先炙一面，肉色变白便割，割完又炙一面，肉中含浆滑美。不等肉完全熟透，割下便食，这是要保持牛肉鲜嫩的味道。
还有一种炙肉方式，就是将将整只动物放在火上烧烤，等烤完熟了以后，再割块分食，这种方式叫做豹炙，这是从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的肉食习惯。
在南北方社会上层的宴饮中，比较普遍地食用炙烤的肉食。东晋的宴席上将炙烤牛心视为上好的美味。南齐高帝为奖励江淹草拟了很好的诏书，就赐给他鹅炙和美酒。
炮炙也是从北方少数民族传到中原的肉食加工方法。加工时将肥白羊肉和脂油切成细片，与盐、姜、胡椒等调料拌匀，放到羊肚内，用线缝好。然后挖坑燃火，取出灰火，将羊肚放入，再将灰火覆在羊肚上，到规定的时间肉就熟了，便可以食用。这种肉被称为胡炮肉，成为当时的一种名菜。
在肉食的加工上吸收北方少数民族的方法，还有羌煮、胡羹等，使当时南北方的肉食品更为丰富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在人们的饮食中，鱼是重要的副食。当时可以食用的鱼有鲤鱼、鲈鱼、鳝鱼、鳆鱼、鲶鱼、比目鱼等。
南方地区河道纵横，鱼的出产很多，价格便宜，成为人们的日常食品。北方也有河流，出产的鱼类也不少，但出产量要少于南方。
这一时期已经有很多烹调鱼的方法。加工鱼时能够用煎、炸、烩、蒸等方法。人们还将鱼加工成鱼脯、鱼酱、鱼鲊、羹臛等。其中羹臛是人们较常采用的加工鱼的方法。
由于一些南方人口流入北方，他们也将喜欢吃鱼的习惯带到了北方。北魏洛阳城中有专门安置南方人的四夷馆和四夷里。
为了适应他们的饮食习惯，在四通市上有水产品出卖。喜欢吃鱼的人都到这里购买，因此四通市又称为鱼鳖市。洛阳流传民谣说：“洛鲤伊鲂，贵于牛羊。”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社会上层和下层饮酒的风气都很盛。魏晋之际的“竹林七贤”热衷于饮酒，因此使饮酒成为名士的标志之一。在官僚、世家大族阶层中，很多人以能饮酒为荣。
如东晋名臣周凯能一次饮酒一石，终日徘徊在醉乡。在这种风气下，当时社会对酒的需求量很大。东晋时，如果一郡禁酒一年，就可以节省粮食百万余斛。因此在灾荒之年，国家都严格禁止酿酒。
由于酿酒技术并不复杂，一般家庭多自家酿酒来饮用。除了私人酿酒之外，出现了很多的酒店、酒肆。西晋时，阮修在洛阳常步行到酒店买酒，独自畅饮。
这些酒店、酒肆一般将酒的生产和销售合而为一，分布在各地的城中和乡间。北魏洛阳市西有退酤、治觞二里，里中人多以酿酒为业，是受国家控制的酿酒工匠。
由于当时人们喜好饮酒，酒的酿造技术有很大改进，出现了一些名酒。在南方，有用酃湖水酿制的酃酒，在东吴时期就闻名于世，东晋、南朝都将酃酒列为贡酒。
在北方，也有名酒出现。北魏河东人刘白堕酿造出鹤觞酒，饮之香美，京城显贵多以此酒作为馈赠亲友的礼品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人们饮茶的习惯在逐步拓展。在汉代，西南地区的一些人已经开始饮茶。魏晋时期，茶的流传进一步扩大，开始被视为日常的饮料。东吴孙权设宴招待群臣，饮料中便有茶水。
西晋时，一般的家庭也开始饮茶。在当时洛阳的市中就有茶在出售。永嘉之乱，大量世族南渡，王导在石头城迎接纪瞻，便设茶饮招待他。
东晋以后，南方地区饮茶开始形成风气，成为招待客人的一种方式。东晋重臣桓温经常在宴饮时为客人准备茶水。吏部尚书陆纳招待卫将军谢安，只简单设茶果招待。足见在南方，饮茶已经是士人交往的重要方式。
但在北方，受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的影响，饮茶并不普遍。南朝大族王肃因内乱逃往北魏，不得不改变饮食习惯，在宴会时也能够大吃羊肉，以酪浆代替茶饮。虽然在北方社会上层宴饮中也备有茶水，可是饮用者不多。
当时北方人很鄙视饮茶的人，将他们称之为“酪奴”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随着社会的变化、民族融合局面的出现以及文化理念的变化，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也在变化。
这种变化表现在当时社会的衣、食、住、行以及节日活动和休闲娱乐多方面，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社会生活。
服饰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社会上层和下层在服饰上差别明显。从冠冕的情况来看，当时最高统治者皇帝和重要官员在礼仪活动中一般戴冕。冕有冕蜒和冕旒。
在冕诞前后垂有冕旒，前后各十二旒，以珊瑚珠制成。南朝时，称冕为平天冠。依据等级身份的不同，皇帝冕有十二旒，皇太子九旒，三公八旒，诸卿六旒。北周宣帝传位给儿子后自称天元皇帝，因此他的冕很特殊，有二十四旒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多种冠的存在，主要有通天冠、远游冠、进贤冠、高山冠、武冠、法冠、樊哙冠等。
通天冠为皇帝朝会时戴的冠。这种冠承袭汉代而来，显著的特征是冠前加有金博山。
远游冠也是皇帝使用的冠。这种冠一般在祭祀、朝会以外的场合戴，与各色杂服搭配。除了皇帝之外，太子与宗室诸王也戴远游冠。它与通天冠主要的不同是不加金博山。
进贤冠为国家文职官员戴的冠。为了体现官员的品级差别，进贤冠上梁有五梁、三梁、二梁、一梁的区分。不过，五梁进贤冠为皇帝专用，其他官员不得佩戴。与进贤冠配合使用的有介帻，为一种由巾演化而来的便帽。
高山冠是朝廷谒者、谒者仆射等官员所戴冠。魏明帝因高山冠与通天冠、远游冠区别不明显，降低了高山冠的高度，又加上介帻。武冠也称为武弁，还有大冠、繁冠、建冠、笼冠之称。这种冠主要是武职官员和皇帝的侍臣所戴。
不过皇帝侍臣的武冠还有其他的装饰。比如侍中、散骑常侍冠上加金珰，附蝉为文，上插貂尾，黄金为竿。侍中插在左，散骑常侍插在右，成为一种很华丽的冠饰。虎责等宫廷卫士所戴的武冠两侧要插上鹖羽，也称为鹖冠。法冠是侍御史和廷尉正、监、平等执法官员所戴冠。冠高五尺，以铁为柱，表示不曲挠之意。
樊哙冠为皇宫殿门武士所戴冠。这种冠的形状像平冕，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存在，至晋及南朝一直沿用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流行戴帽。在汉代，帽不是社会地位高的阶层所戴，戴帽的范围也不广。
至魏晋时期，戴帽呈现扩大的趋势。三国时，帽有不同的颜色，而且制帽的质料也不相同。吴主孙权赐大将朱然御织成帽，魏明帝戴绣帽接见大臣。
至东晋时，在民间也出现戴帽者，比如当时名士王蒙曾到市上买帽自戴。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，他们戴帽的习俗对汉人影响很大，因此在正式的朝堂上，官员戴帽也被认可。
南北朝时，社会上开始流行戴纱帽。这种风气先发生在南方，此后在北方社会上层中也很流行。当时根据颜色将纱帽分为白纱帽和黑纱帽。纱帽的样式很多，没有固定的形制。在南朝，白纱帽主要为皇帝和大臣所戴。
皇帝宴饮和起居时多戴这种帽子。黑纱帽则为士庶所通用，没有明显的贵贱区分。在北朝，戴纱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，一般只有皇帝和官员可以戴纱帽。
北齐一朝规定，在宫廷中只有皇帝可以戴纱帽，一般的官员在个人的府第接待宾客时，戴纱帽则不受限制。
随着拓跋鲜卑人建立北魏，统一北方，鲜卑的习俗也影响了中原地区，鲜卑人所戴的帽子开始流行起来。这种帽一般被称为鲜卑帽，也称突骑帽、长帽等，在拓跋鲜卑初入中原时开始流行。
孝文帝改革服制后，鲜卑帽为汉冠所取代。但到北朝后期，鲜卑帽又开始流行。在西魏、北周，鲜卑帽甚至成为官员上朝和宴请时的正式服饰。
在北方还流行一种合欢帽。后赵石虎出猎时就戴着金缕织成的合欢帽。合欢帽不仅在少数民族统治阶层中流行，一般汉人也可以戴这种帽，但它不是正式帽，只是随意的穿戴。
此外，人们还用整幅的巾包裹头发。用巾包裹头发最初不分贵贱，但在冠出现后，巾逐渐成为普通平民所用的头饰。
魏晋时，士人未出仕或致仕都以戴巾表示自己的非官员身份。后来一些文人雅士在正式场合也着巾以表示文雅。如东晋谢万就着白纶巾，执手板，拜见会稽王司马昱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皇帝和官员在不同场合要着不同的服装。皇帝出席祭祀天地、宗庙的礼仪活动时要着衮服。衮服也是上衣下裳。
皇帝在朝会及其他场合所穿着的为袍服，袍服分为皂纱袍、绛袍、五色袍等。
诸侯王及大臣随同皇帝祭祀天地、宗庙时也都穿着衮服，只是大臣所着衮服的质料和文饰与皇帝的服饰存在一些差别。
在朝会时，群臣要穿着朝服。朝服的颜色有五色，随季节变化：春天为青色，夏天为朱色，季夏（夏季的第三个月）为黄色，秋天为白色，冬天为皂色。
刘宋时，开始规定地位高的官员着五色朝服，稍低的着四色朝服，最低的官员只着一色朝服，不随季节变化颜色。尽管南朝规定有五色朝服，但大臣一般只着朱色朝服。官员朝服的质料也不相同，有纱袍、锦袍、绫袍等。
十六国时期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在服饰的穿着上比较混乱。他们一方面穿着少数民族的习惯服装，另一方面又吸收了汉族服装的一些特点。
《邺中记》载石虎朝会时，“皆窃拟礼制，整法 服，冠通天，佩玉玺，玄衣缥裳”。
北魏初入中原后，皇帝和官员的服饰基本上是以拓跋鲜卑的服饰为基础，吸收了部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服饰特点而成的。到孝文帝时才开始规定百官的冠服，分出不同的等次。
直到太和十五年（491），孝文帝下诏废止旧制，但冬季朝贺依然要穿裤褶服。次年又废除以戎服（即裤褶服）祭祀天地的规定。后孝文帝进一步改革服饰，按照西晋五时朝服制定服装，使北魏的礼服庄重典雅，不亚于南朝。
北魏分裂后，东魏、北齐的礼服遵循北魏旧制，而西魏、北周则按《周礼》改官制服，不同于北魏旧制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男子日常比较常着的服装是“襦”。襦在汉代就是男子的常服，类似于今天的短外衣。襦有单襦和绵襦之分，一般用布制作，也有用纱、罗等丝织品制作的。普通平民多穿着布襦，而大族上层人物则穿着丝织的襦。
东晋名士谢尚就着紫罗襦，在大市佛图门楼上弹琵琶。当时有一些妇女日常也穿着襦，形制与 男服相近。
人们穿着襦时一般与裳搭配。裳作为男子的下装，已经不太流行了，一般将它作为正式服装穿着。因此西晋傅玄《裳铭》说：“上 衣下裳，天地则也。”
男子日常穿着的服装还有衫。衫是社会各阶层中的常着服装，只是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，在衫的质料上存在很大的差异。
当时社会中比较流行的是裆衫。裆衫是魏晋时流行的新式服装，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。裆衫在制作上分为前后两片，前一为胸，后一为背，故称为衲裆。
社会中不同阶层常穿的服装还有袍、单衣、半袖、假钟等。另外，在北方，毛皮制成的裘也是人们御寒的服装，从天子到普通平民都穿着皮裘。皮裘在南方也开始流行，人们穿着皮裘一方面是为了御寒，当然还有很多人是为了修饰仪表。
因此出现了用鸟羽制成的雉头裘、孔雀裘等，还出现了宽大的皮氅，也称为皮氅裘。穿着这些皮裘的人，都是要以此显示身份的高贵。
这一时期，裤的出现是服饰的重要变化。曹魏时，许允任中领军，大将军司马师要逮捕李丰，许允出门见司马师“中道还取裤，丰等已收讫”’，足见裤已是人们通常穿着。
魏晋之前人们穿着的习惯是上身穿襦或袍、衫等常衣，下身穿着裳。
穿裤只是为了御寒，并且裤的裆是分开的，没有缝合。北方少数民族的穿着不同于汉族，他们经常骑马放牧，穿裳、袍等服装很不方便，所以很早就开始穿着合裆裤，行动起来颇为灵活。
合裆裤在制作上很节省材料，传入中原后，先为下层人民和军队接受，又逐渐向其他社会阶层流传，并为他们所接受。在魏晋南北朝时，裤开始成为人们穿着 的常服。
在军队中，将士穿着的是裤褶服，也称为戎服。在北朝，裤褶不但作为戎服，还一度成为朝服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皇帝、贵族和官员的夫人参加国家的礼仪活动有特别的服装。皇太后、皇后、嫔妃、长公主、公主等穿着深衣，即单衣。她们在参加亲蚕仪式时穿着的服装称为蚕衣。
三国时，皇后的蚕衣多用文绣，西晋时改为纯青色，以后成为定制。刘宋时，皇后参加祭祀穿着襡大衣，也称为袆衣。
当时妇女日常穿着的服装主要有襦、袄、衫、裆、抱腰、裙、裤褶等。一般妇女上身着襦、衫，下面穿长裙。在当时北方，少数民族妇女还穿着小袖袄，特别是在鲜卑妇女中，小袖袄很流行。
孝文帝服饰改革后，限制鲜卑妇女穿着小袖袄，但一些妇女仍然穿着这种服装。后来随着汉化的推进，小袖袄逐渐消失。
裙是当时妇女的主要服装。社会上层妇女多穿曳地长裙，长裙多用高级丝织品制成。皇室妇女的裙装价格更为昂贵，北齐武成帝为胡皇后制作的珍珠裙，花费的费用不可胜数。
自魏晋以来，裤褶也成为妇女的服装。西晋时，王济家奴婢百余人，全都着绫罗裤褶。
十六国时，石虎皇后外出，以女骑一千人为随从，全都穿着蜀锦裤褶。北朝妇女穿着裤褶的风气更为流行，多为右衽宽袖大口裤褶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